2000年1月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、刘东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学术》辑刊，甫一问世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关注和好评。在《中国学术》的稿约中，陈述了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、推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的宗旨。为了深入了解《中国学术》的编刊思想及辑刊目前的情况，特约记者张戟采访了主编刘东先生。
问：作为访问学者，你曾数次到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和其他学府做过研究；我们注意到，中国学术是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。而在这之前，你又有在国内几所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，有机会对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观察和思考。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？这是否也构成了你策划创办《中国学术》的一个重要原因？
刘东：你的问题非常之沉重。出国总会有“文化震动”的，而作为一个学者，我内心受到的最大震撼是，尽管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传统，尽管它的经济实力正在攀升，但就其学术竞争力而言，它现在无疑已沦为“文化小国”。也许，如果只去访问哈佛耶鲁之类的常春藤名校，早在国内就久闻大名，对我的震动还不会这么大，但再到其他学府走走，比如去看看加州大学那一大串分校，对彼此的差距就更难否认了，几乎随便哪个叫不上名字的学校，都能让我们瞠乎其后。再说我不讲你也知道，有关国家科研竞争力和高等学府的世界排名还告诉我们，真正对我们迫在眉睫的挑战，还不是如何向哈佛耶鲁叫板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尽快追上尼赫鲁大学和开罗大学，起码别让人家越甩越远！
因此，如果不甘心这么上对不起列祖列宗、下对不起子孙后代，就得豁出命去干，《中国学术》无论成功与否，总是标示着这样一种努力。
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支持，那很大程度上则是杜维明教授的功德，杜教授本人有很深的祖国情结，盼望着“文化中国”之核心地带的崛起。出于类似的原因，我们的学术委员会还聘请了许多汉学名家，特别是大洋彼岸的汉学名家，请他们襄助我们的事业，这既是尽快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一种策略，也是基于对“文化中国”的广义理解：凡是受到中国文化教化的，不管其国别肤色母语如何，都属于我们的资源和善缘，所以为了中国的学术事业，能调动的力量都必须调动。
问：《中国学术》创刊后受到海内外学人的好评。你在中国学术讲坛开讲的致词中说你已把学术当成了“遁入空门”，请问《中国学术》是否就以纯粹的学术建设为宗旨？
刘东：我确实说过“忍辱负重”之类的话，但我绝对无意就此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另外，在为《人文与社会译丛》所写的总序中，我也刚刚说过类似的话：“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，无论编者、译者还是读者，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，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‘纯学术’。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，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，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，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。”
其实“纯学术”这种说法，本身就很值得推敲。所谓“纯”是什么意思？是在标示一项精神事业的“严肃性”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不过是同义语反复，因为根本无法想象世上还有“不严肃”的学术事业。是在宣扬一项精神事业的“与世隔绝”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纯学术恰恰是无聊垂死衰朽的代名词，因为离开了与社会的良性回馈，一种自闭式的智力游戏势必像盲肠一样蜕化。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，我们都不可能为“纯学术”找到理性的根据。当然我不是说，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人把学术当成空门，说白了他们是在自暴自弃，把治学当成了可有可无的杂耍，把学者当成了开心取乐的弄臣。
真正为《中国学术》所提倡的，毋宁说是一种基本的“论证量”。也就是说，它虽然要求你言之有物，却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，还要考究你的论证方式和技巧，能否支持和匹配你提出的论点，有没有足够的绵密和紧张程度，有没有相应的逻辑力量和验证可能，由此要么就说服与你兴趣趋同的学者，而切实推进了知识的增长，至少也留下辩难的空间，让别人即使不敢苟同，也知道如何下手去驳斥和修正它。毫无疑问，这类方生方成的知识创新报告，无论其作者还是其读者，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圈子，而且即使是行家里手，也必须正襟危坐着苦思冥想着研读，难免给外间造成“象牙之塔”的误会。但你想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在发表之初才有几个人懂，但那是一种“纯学术”么？难道还有比这对当代生活影响更大的东西么？
问：《中国学术》提倡人文与社科两翼互动，即人文研究指向社会问题，社科研究显示人文视野，力争以“人文与社会”为轴心；但我们注意到，《中国学术》的第一辑在整体上看，似乎关注社会或折射出社会的论题还不多，这种情况怎么解释？
刘东：从《中国学术》的综合性质出发，也从科际整合的心智要求出发，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希望。但那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境界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，既不取决于哪个个人的意志，也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，而要靠逐渐蔚成一种风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提倡人文与社科的互渗与互动，其实正可以算是某种矫正的企图，因为从我们收到的稿件来看，至少就够水平的那部分而言，似乎国内学人更关心中国的过去，而国外学人更专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，已成了不言自明的国际分工。这种奇异的现状也许不难理解，但细想之下却决非福音，毕竟是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度，怎么反而像是外来的观光客，只对着历史遗迹“发思古之幽情”呢？
可话说回来，我多次向编务组申明，其实对于《中国学术》而言，它的生命线并不在于最高的标准，反而在于最低的标准。最高水准的文章是什么样子的？恐怕永远只是我们的祈求，因为连这个标准本身，也会不断受到突破和重塑。但最低水准的文章，却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日常防线，否则就保证不了基本的品味。所以，不管多么由衷地好高骛远，《中国学术》的总体风貌，却只能取决于汉语世界知识生产的现状。打个比方，你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写的论文，就对西学文章降格以求，因为“论文”就是“论文”，它必须敏锐地关切现有知识的界面，从中发现有待完善之处，尝试着给予松动和突破，再把这种尝试以可传达的公共语言演示给同行，以期促动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寸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天下的学术只有一个标准，没有“地方粮票”和“全国粮票”之分，也没有“人民币”和“硬通货”之别。由此你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在《中国学术》上，往往会人文比社科多、中学比西学多、绝学比理论多，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这种局面都难以根本改观。
当然，这种局限也可能跟编务组的构成、特别是我本人的交游有关。所以我要赶紧借机呼吁：相比起人文、中学和绝学来，《中国学术》甚至更欢迎社科、西学和理论，恳请方家从各方面帮我们补偏救弊！
问：《中国学术》的栏目设置不以学科或选题划分，只以文章形式如论文、评论、书评来区分。尤其是书评，短小、新颖、信息量大，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？
刘东：我们的栏目既是在借鉴国际通则，也是想吸取以往的教训。过去创办一份杂志，往往八字还没一撇，就先想到了栏目设计，把它当成了某种先决条件。比如《东方》杂志草创之初，就有朋友打电话托我勾画栏目，实际我当时连主编先生还没见过，也不了解人家要办成什么风格！这种做法当然也有它的优点，比如具体栏目一旦确定，大体框架和格式也就八九不离十了，编辑部也就容易形成内部分工，印出来的目录也较能吸引读者，甚至将来进行总结也较易归纳。但经过长期实践，这种做法也暴露了一些弊端，尤其对学术期刊不太适合，——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，它好比是画地为牢的“计划经济”，不管写家们眼下正生产什么，将来还会有何种心气变化，它都首先给人家定下了条条框框，要是哪路文章塞不进去，居然宁可割爱也不破例。这种做法如果推到极端，就有可能发展为隐性的“知识暴力”，既有大堆的稿件压着不发，又拼命催别人为某一专栏赶写，落得个“有名家而无名作”，徒然糟蹋了那些人的名声。
至于书评一栏，你使用的后两个定语，所谓“新颖、信息量大”，也许我们还担当得起，这主要得益于海外的通讯编辑以及国内几所主力大学的“读书种子”。其实书评这东西并不容易弄，对作者来说，需要花大量时间细读原书，却又不能有多大产出，对编者来说，也需要费好大力气约稿和整理，才能收获到一篇短文。然而，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书评，对于整个学界又是至关重要的：当前的出版物既繁多又细密，如果不多多建造信息共享园地，提供出总体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索引，那么在谁也无法遍读好书的情况下，大家的心智就越来越难以交叉，也就势必要越来越自说自话、心胸偏狭。不过，你所使用的另一个定语——“短小”，其实正是我们不太成功的地方，这使作者们往往未能尽兴，读者们也很难感到够味。我们正准备从第四辑起，对书评的篇幅进行增容，哪怕为此牺牲一篇论文的篇幅。当然话说回来，无论怎么扩大书评篇幅，真能帮助增益文章含量的，仍然首先取决与能否把书“读薄”。
问：我们注意到，为保证学术质量，《中国学术》采取匿名评审制度，早几年已经有学者大声疾呼、倡导建立这一制度。《中国学术》也是较早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，请问编务组如何保证执行这一制度并坚持下去？
刘东：要是只为了“保证学术质量”，倒不一定非搞匿名评审不可。几位具有相当眼光、人脉和热情的学者，共同出手办一份同仁刊物，照样可以办出很高的质量，而且交易成本反而更低。所以我们在稿约中讲过，严格采取匿名评审制度，只是为了“追求公正与严肃”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久负盛名的长者还是初出茅庐的后生，都同样要面对不循私情的考察，由此相对而言，编者就不必太过顾忌情面，新秀也较易脱颖而出。我们设想，也许这样一种制度，会有补于《中国学术》的代表性和涵盖面，尽管为此要额外耗费许多精力和财力。
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理由：你真心要“推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”和“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”，就必须循国际惯例来规范你的操作，把你所采用的评判尺度向外界公开。
至于“如何保证执行和坚持”，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。麻烦事举不胜举，归结起来最要害的不外两点：第一，你敢不敢把最中意的稿子统统糊名送审，哪怕它们最终因遭到否决而外流？第二，你敢不敢在“不评审刊物”的包围中一意孤行，哪怕一时得不到国内同行的谅解？以前国内的刊物也实行过这种制度，刚上来我也是兴冲冲的，但一连否定十余篇后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凡是寄到评委手里的稿件，都是明显不中用的，不过要借你的意见退稿罢了。正因为这样，为了不耽误评委的宝贵时间，不对他们付出的心血形成戏弄，我们一开始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规定了“编辑初审”、“评委评审”和“主编终审”的三级审稿制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把看着有希望的文章糊名送审，以便借助于各界专家的专业知识，试试编务组的年轻人有没有看走眼。最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套制度实行下来，国外的学者无论来头多大，都欣然接受这种例行的安排，最多公开要求哪位论敌回避，因为这种安排在他们那边是家常便饭；而在国内则不到“图穷匕见”，你简直都难以向哪位名家启齿———大作正被“不讲情面”地糊名送审。中国人确实比较讲究面子，所以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，又不得不稍稍通融一下国情，也许非得到哪天人人都觉得，不在“评审刊物”上发表就没有面子，这套制度才真正是瓜熟蒂落。
 |
